消费恐怕扛不起重任
“今年没什么大的打算,还是还贷吧。”在谈及2010年将有什么样的消费打算时,在石家庄一家广告公司供职的小沈毫不避讳的告诉记者,他一个月2400元的工资,要有一半用来还房贷,“剩下了需要保证我和女朋友的生活,她的工资则要攒下来装修。”
而没有房贷压力的市民侯女士也并没有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很宽松,“孩子的花销太大了,我们还需要赡养双方的老人,用来自己消费的钱没有多少了。”一般情况下,夫妻二人每个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除去孩子和老人的开支、水电煤气等花销和每个月500元的固定存款之后仅剩几百元,“我还得应付临时有事或者人情开支,还是紧张。”
2010年消费被寄予厚望,因为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受到了外需不足和贸易保护的围堵,而且投资拉动已经使用到了极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消费率低下的事实无法短期内改变,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指出,并不是国人不愿意消费,而是在于收入分配,家庭所得占国民收入份额在萎缩,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也在萎缩。
刘煜辉表示,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的家庭也很可能会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买单。
分配体制的“七寸”
“工资比重大概是20%左右,这两年还在不断提高。”昨日,唐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私营企业主告诉记者,在他的企业中,工资在总的运营成本中占的比重可以达到五成。显然这个是个可能“注了水”的数字,据了解,中国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不到10%,而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会占到50%左右。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国富民不强”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最不正常的现象。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社会分配过于偏向国家和企业。
据了解,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刘煜辉列举数字称,从1997年-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
专家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第二个关键是,垄断行业收入居高不下,直接引发了收入水平的严重不平衡。记者此前曾就不同行业收入水平进行过粗略的调查,发现目前金融、电信、交通、电力等垄断程度相对集中的企事业单位员工工资水平较高,基本可以达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2-3倍。而且除去工资收入,这些行业的隐性收入有的也高的离谱。
而收入分配体制的第三个“七寸”,即是再分配领域内税收和社会保障没有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向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偏向。
2009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农村养老金领取人口比例为4.8%,城市养老金领取人口比例为78%;经过几次调整,城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到1200元/月,但仍不到公务员养老金的50%。
此外,城乡差距还在逐渐扩大。按照不变价计算,两者之间比值从1985年的1.53∶1上升到2008年的2.64∶1,说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较严重失衡。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城市的幸福不能建立在农村的痛苦之上,提高农产品价格、理顺农村劳动力市场等措施可以有效的改变这一现状。
从目前两会预热的情况来看,显然,上述问题已经进入了两会的视野,两会之后,收入分配的调整或许会加速展开。(来源: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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