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委员长会议上，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议案，其有望加入“收受礼金罪”，规定国家公职人员，收受他人数额较大的礼金，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利，都可能涉嫌收受礼金罪。该罪不同于受贿罪，量刑比受贿罪轻。（10月18日《法制晚报》）

虽然“收受礼金罪”加入刑法尚没有定论，但其显然已经是民心所向。而且研究与讨论、调查与征求意见本身，无疑已经是一次法律的创新，是有利反腐意识进步和惩治腐败工作推进的。

事实上，“收受礼金罪”是一个有点儿无奈的罪名。因为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礼仪，收礼送礼等行为，本是人之常情。但在实际生活中，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官员经常以“礼尚往来”为由为实际上的受贿行为辩护。于是，我们想到了这个特殊的罪名，其只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然后堵死了官员“礼尚往来”的借口。但尽管如此，“收受礼金罪”依然有“三防”。

一防受贿变收礼。受贿本身就是一项罪名，但一些官员拿受贿叫收礼。如今我们给收礼也定罪，表面上看，似乎是法律严肃与严厉了，但如果一些本来明明是受贿的行为，最终却定了收礼，而且“量刑比受贿罪轻”，而结果“收受礼金罪”难免成为受贿罪的替代，成为一些贪官逃避应有法律责任的托辞。

二防被动执法、举报依赖。反腐败必须是一项主动开展的工作，但在以往的实践中，一些地方在反腐败工作中，严重依赖于举报，依赖于“小偷反腐”、“群众反腐”甚至是“情妇反腐”。“收受礼金罪”如果能加入刑法，无疑是好事，但其依然存在一个“如何发现”的问题。送礼与收礼者往往是利益同盟，因此，切莫再依赖于送礼者举报，多一些巡查、巡视，主动去发现官员收受礼金行为，并为其定罪，这显然非常关键。

三防惩罚标准不一。这主要表现在收礼金额上。可以预见的是，刑法加入“收受礼金罪”之后，也不可能具体确实量刑。那么相关司法解释有必要尽快出台，特别是对收受多少礼金，并相应给予多重的刑罚等问题，不能再是模糊不清的“数额较大”，而要尽量明确与细化标准，不能A官收了100万礼金被判刑一年，B官收了1000万，也是一年！

“收受礼金罪”是反腐败工作的必要，也是反腐一“重拳”，尽快出台很有必要，但尽快细化与完善，让其成为反腐利器，而不是摆设，更不是受贿的替代，显然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