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两院分别对各自章程进行修改，对院士提名渠道和退出方式做出重大调整，并表决通过。院士制度改革的着力点是使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性和荣誉性。

近些年来，关于两院院士的遴选与退休和退出机制的话题，一直是舆论关注与热议的焦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此作出顶层设计，在全会决定中首次明文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与高度评价。社会上对院士群体的期望很高，关于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向来强烈，不少人对院士终身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借助改革消弭机制弊端。

实际上，两院院士并非没有退出机制。查看相关章程可知，两院早已明确了取消院士称号的三种情形：其一，院士取得外国国籍视为自动放弃资格；其二，院士本人提出辞呈；其三，院士个人有情节严重的不端行为或者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可按相关程序撤销其称号。只不过，前两种情形需要院士本人主动配合，而后一种具有处罚意味的撤销程序，则需要有5名院士书面提议并由所在学部常委会受理审议，经本学部全体院士投票表决，存在门槛太高、可操作性不强的弊病。

这就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只要院士本人没有主动退出的意愿，终身就任院士就成了谁也无可奈何的既成事实。此前工程院闹得沸沸扬扬的“烟草院士”就是一例。尽管“烟草院士”的研究内容与国家控烟战略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工程院也表示不再受理烟草科技领域的候选人提名或推荐，但由于没有院士书面提议撤销其称号，“烟草院士”本人也无主动退出的意愿，迄今仍在院士名单之列。其实，即便院士本人有退出意愿，也未必就能顺利退休。去年，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所在单位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单位领导都不放：“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的旗帜，很多事情还要靠你说话。”

院士本人不愿意退出或其所在单位不让其退休，根源就在于这一头衔被异化，与相关待遇与学术话语权挂钩。一些沿海省市就曾开出年薪数百万元、配备房车及解决配偶工作的待遇“抢”院士。一旦有人当选院士，也意味着单位大大地增强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与机会。一些地方更是将院士数量看作城市实力象征与主政官员的政绩，使其承载了过多的功利性负担。

这一次，两院着力取消与院士头衔相关联的经济利益与学术利益等，可谓切中要害。其中，新增加“劝退”的退出渠道，就抓住了核心问题之一。当然，有了大方向之外，还要有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比如，何为丧失科学道德，学术不端情节是否严重，都应有明确的判断标准。相信对院士管理体制进行有的放矢的改革，定能清除不合标准的“南郭先生”，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同时，在年龄层面、学科结构等方面，促进院士制度更趋合理，也能激发科学创新活力，更好地发挥院士群体的作用。（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