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章丘绣源河有一青年男子溺水，按理说应该先把人打捞出来，可没想到的是打捞费用竟然一天三万，拿不出钱的老父亲，无奈自己跳水寻儿。（6月16日 新民晚报）

开口就是“一天3万”，这一次，民间打捞救援队无疑又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但男子溺水后最先赶到现场的是110民警、消防队员，因为“天黑”、“不懂水性”，所以“不敢轻易下水”，这才联系了打捞救援队，既然如此，那就不能排除人家系出于逆反心理才有此语——凭什么你们该救而不救，我等却要冒险下水而不收分文？标出高价或许只是意在吓阻，实质是不想捞尸。

再来看打捞救援队，既然是基于市场需求而组建，“捞尸开价”似乎并无不妥，错就错在价码高到离谱，性质就变了，丧失了对生命的顾惜、对同类的起码同情心。设身处地想一想：民警和消防队员所面临的险境，打捞救援队的队员们同样要面对，他们怕死，人家也怕，无非水性好些，经验多些，作业风险与期望获得的报酬是应成正比的，达不到开出的价码，他们完全有权选择不做，他人无由置喙。你可以指责这不高尚，但他们并无法定义务“必须”下水捞尸。

因此，关键是“该谁捞”；然后才是“价码是否过高”。一味地谴责打捞救援队，将他们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予以一笔勾销，到头来弄得也许连有人想出钱捞尸都不可得，那才真正是社会的尴尬、国家的耻辱、文明的创深巨痛。话至此，这起纷议四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该重新厘定下了——那就是代表政府角色出现于现场的110民警和消防队员们。其实他们已在现场，但却未能恪尽职守。

公安部印发的《110接处警工作规则》之第四章，将“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明确列为了需110紧急救助的内容款项；其第三章之第23条，还规定“专职处警民警应当掌握基本的救人、救灾及医疗救护

技能”。但他们在这起事件中连尝试下水捞尸都不曾，表现出了在人民利益受损之际不应有的怯懦，有负于公安民警的神圣职责，至少是履责不得力、不到位。至于消防队员，鉴于其主要负责火灾的出警及处置，责任相对轻些，但也难辞其咎。

当公民个人生命居于危险之境，其亲友自不待言，周围人等也理当发扬美德，伸出援手，但毋庸讳言，他们也并无必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的法定义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把先进人物的模范行为和高尚道德奉为圭臬，的确大大拉抬了全民道德的整体高度，但因其部分偏离了人类天性中的自利、自惜、自爱成分，致使很多“高大全”式的典型，反而让人觉得缺乏人性、高不可攀，很多人甚至因此竭力避免做好事、被宣传，以随大流、当一个平凡的人为荣。

因此，当公民个人没有能力靠自力去打捞孩子尸体，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出现于现场，以第一责任人和主要协调人的身份来接手处理这一棘手难题，必要时甚至要代表公权方对漫天要价的无良、无德行为予以即时约束。相关的具体条款或许有待完善，但至少不应该卸责和转嫁矛盾。这正是个体公民权益最孱弱、最需要政府出面的时刻。

“捞尸要价”可耻，但政府对公民身处危境之际缺位、失职，甚至有意无意地推责于人，也不遑多让，堪称可羞、可怕。一个公民不幸溺亡，却连要个全尸都不能，这固然是亲人之痛，也实在让国家和事发地政府颜面无存。在“见义勇为”相关制度设计和具体规定的完善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