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法院系统所着意推行的“刑事和解”正在加速进入司法实践。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正式出台了刑事和解制度，即对情节轻微的侵犯个人权益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和被害人达成谅解，法院在量刑时将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或免予处罚。根据该制度，北京一中院对一起故意伤害案做了改判，被告人因积极赔偿受害人1万元并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一审判决的1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被改判为免予刑事处罚。

近日发生的几起影响性诉讼也有“刑事和解”的影子。备受公众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中，被告人胡斌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法院给出的判决依据中有这样一条，“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向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据此前媒体报道，胡斌家属“自愿”向被害人亲属赔偿的数额高达113.01万元。

而成都的孙伟铭显然就没有胡斌的好运了。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成都中院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一审判处死刑。或许正是受到了杭州车案一审结果的启发，孙伟铭的家属于26日上午主动约见受害者家属，协商赔偿问题。他希望能以此取得对方的“谅解”，从而对二审结果有所帮助。(7月27日《京华时报》)

不管法院对“刑事和解”制度如何解释，“赔钱轻判”的结果是否定不了的。庭审前赔了钱，被告人的刑责就变轻了，这在法理上无法自圆其说。司法追究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建立在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上。赔钱多为被告人家属的行为，而且是在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才发生的。赔偿本身并不能改变犯罪行为的性质，当然也不能改变犯罪行为应受的刑责。如果因被告人家属的赔偿工作做得好，被告人就可得到轻判，那岂不意味着家庭背景也成了刑事责任轻重的标准之一？孙伟铭之罪虽然性质恶劣，但罪不至死，若只是因为他的家属在刑案庭审前没有对被害人家属做好赔偿工作，而被法院加重了刑罚，那可真是金钱司法的又一例证。

在法律上，赔偿协议属于民事范畴，当事人也只能依据其民事权利进行司法处置，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并提起诉讼。之所以要规定“先刑后民”的原则，就是为了防止若民事赔偿发生在刑案庭审之前，会影响刑案的公正处理。如美国刑事程序法上对被告人在庭审之前接触被害人就有诸多约束，如果被害人因接受了被告人的赔偿而改变原来的证词，不仅被告人会被追诉“妨碍作证罪”，被害人也将被控以“伪证罪”。中国的现行法律中对于庭审前的赔偿固然没有这些严苛的规定，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正是为被害人及其家属向被告人寻求司法救济而准备的。笔者反对“刑事和解”，并不反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赔偿和解，只是，笔者认为，这种赔偿和解必须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不能提前到刑案庭审之前。至于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率非常低，这正是法院的失职，需要法院去完善执行措施，而不是反过来要把刑案中“已坐牢就不赔”的潜规则强加到被害人头上，逼迫被害人选择在刑案庭审之前就把赔偿拿到手。

“刑事和解”是否可行，不在于它能否实现息讼止争，维护稳定，而在于它是否能实现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我们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现实之下，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很容易成为影响“刑事和解”的最重要因素。制度的推行者必须思考：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到底是能够收获“和谐”，还是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裂痕？(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