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立健全官员复出的法律规章制度

第一，健全和完善有关问责及复出的各种法律、规章和规定，增强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党和国家现有的法律、规章和规定中，要增加、增补官员复出的条文、条例，切忌语言表述笼统，增强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必要时制定《问责复出法》，使官员复出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建立公平、公正、严格、透明和可操作程序强的官员复出程序。公正的结果往往体现在公正的程序中，被问责的官员的“复出”必须依赖于建立公平、公正、规范化的复出程序。首先，要有推荐程序，必须由组织集体通过民主程序推荐，防止个别领导干部“任人惟亲、任人惟近”，大搞“一言堂”；其次，对拟复出的人员要进行严格审核调查，看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复出的条件，并从理念、道德、知识、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来看其是否具有重新任用的价值，防止弄虚作假；再次，要有公示期，对拟复出的人员名单、拟复出的职位、复出的理由等都要在报纸、电视、网络、政务公示栏、政务公开栏等媒介的显要位置向民众公示，并要持续一定的时间，以接受民众的讨论和质询，以防止部门间的“官官相护”、“暗箱操作”；最后，要有一定的试用期和试用期后的考核，复出人员在新的岗位上试用期过后，要接受考核，对符合任用标准的正式任命使用，对不符合标准的要予以罢免，以防止缺乏“胜任力”的党政干部继续“为害一方”。

(三)完善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

权力一旦离开监督，必然导致异化。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就是权力逃避对社会责任和义务异化、滥用的结果，要防止在官员选拔任用复出上的腐败，就要致力于完善良性的监督机制。

第一，增强监督意识。由于传统文化中等级森严观念的深远影响，加之现实生活中各种权力腐败现象的误导，广大民众不能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更认识不到自己和公共权力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草根情结”。只要公共权力的运作不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或者其损害度在自己的容忍限度内，权力如何异化和滥用似乎都与己无关，监督、质疑权力似乎是遥远且不可及的事情。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官员复出机制，必须普及“权由民授”的观念，增强民众的监督意识。一是大力普及“主权在民”的权利观教育，使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监督权力运作的主体；二是要党务、政务公开，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三是要积极发挥新闻、舆论、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作用，使社会监督便于操作。

第二，健全监督体制。在官员复出制度设计上，要健全和完善“警察巡逻式监督”和“消防员救火式监督”，并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首先，健全“警察巡逻式监督”，即官员复出的事前监督、过程监督和事后监督要连成一体，降低权力异化运作的道德风险。其次，强化“消防员救火式监督”，对出现问题的“复出”事件要严查、深挖、重办、严惩，保证其告诫、警醒的作用。最后，要实现“警察巡逻式监督”和“消防员救火式监督”的有机结合。“警察巡逻式监督”能够预防权力腐败、规范权力运作、保障程序正义，“消防员救火式监督”注重权力运作后果的奖惩追究，二者要相互结合，有机地统一起来。另外，在监督操作程序上，要健全具体的实施细则，应容易把握和操作，避免大而空，流于形式。

第三，强化监督执行力。制度必须被信仰、贯彻、执行，否则就会形同虚设。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缺少监督制度，而是缺少对监督制度的有效执行。监督执行力就是监督机关全面有效地贯彻落实监督决策的能力。在对官员复出的监督上，要强化这种能力。一方面，认真、负责、如实地按照《监督法》去执行监督，各级党委、人大、纪委、政府监察等部门要严格履行干部任用、选拔和复出中的监督工作，防止权力滥用、异化等用人腐败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要及时向社会反馈监督结果，对出现违规选拔、任用、复出的现象予以制止、纠正，实现用人制度的法治化。

(四)革除传统官本位吏治文化的影响，严防官员复出中的用人腐败

首先，加强主流的行政伦理和官风建设，摆脱传统行政文化的束缚。必须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权力观问题和“人治”观念问题，破除“官本位”思想。政府应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来教育官员，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责任意识。其次，积极探索干部身份终身制的改革，努力构建良性的组织人事制度，形成一种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充满活力的激励约束机制。再次，杜绝官员复出过程中出现的“任人惟亲、任人惟近”的腐败现象，要防止不符合复出要求的“庸官”、“劣吏”重新获得职位和权力，确保复出官员是符合条件及党和国家的实际需要的。最后，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官官相护的“权力联盟”，对那些为了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小集体利益、地方利益让官员违规复出的，一定要认真查处，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