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始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腐败、脱离群众等现象，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从党的政策、群众工作、联系群众渠道、反腐倡廉、群众监督、基层组织、党员教育等七个方面提出了联系群众的具体办法。时隔十一年，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把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为党必须克服的障碍，指出健全联系群众的制度，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课题。一年以后，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贯彻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

[针对问题]

在“两个转型”互动的大背景下，由于阶层分化、社会流动等原因，群众的构成、政党自身阶级基础的变化，执政党联系群众的途径、渠道、方式方法面临挑战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两个转型”的大背景中：一是政党转型，即从革命党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向执政党思维与行为方式转变；二是社会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状态下搞建设向全方位开放状态下搞建设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政党转型推动了社会转型，而本世纪以来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又对政党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两个转型互动的大背景下，由于阶层分化、社会流动等原因，群众的构成、政党自身阶级基础的变化，执政党联系群众的途径、渠道、方式方法面临挑战，一些地方党组织在联系群众中出现了“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局面。

比如，一些地方只善于利用组织或行政资源去联系群众，离开了组织资源，党员或党的干部难以独自与群众打交道；一些地方只会机械地通过满足物质利益的方式去联系群众，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缺乏与群众的感情交流；民间组织蓬勃兴起，一些地方熟视无睹，不善于利用民间组织的资源去做群众工作；社会人群流动加速，一些地方党组织仍然没有转变思路，死守地域观念，在外地群众与本地群众之间化分“界限”；在社会分层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嫌贫爱富”，密切联系“大款”，却忽略了普通民众；一些地方党组织只关心经济增长，却不关心社会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知不觉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地方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与群众交流，相反却在各种信息“洪流”中保持沉默，丧失了引导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在当前社会不和谐因素客观存在的背景下，一些地方不善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以消解社会紧张与断裂；在一些宗教氛围浓厚的民族地区，由于宗教与风俗的高度关联性，党的基层组织融于基层社会的难度逐渐增加，等等。以上情况进一步表明，应该在社会转型与政党转型的大背景下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断创新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方式。